第084章 务实回府(下)（1 / 1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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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差二两银子，那就很可能只是误差了，于是帅嘉谟得出了结论：在大明开国之初，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两万零四百八十石，该亏欠以“夏税生丝”为名义补上，折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。这本来没有问题，问题是在乙巳改制之后，这笔税款不知为何，居然由全府承担变成了由歙县一县单独承担。

而更悲剧的是，这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属于折色税，要以实物形式缴纳。然而徽州根本不养蚕，于是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掉换成银子，再拿银子去买生丝，最后缴给官府。这就表示前后要折两次，成本不用了，肯定是非常高。

还有就是，这个八千七百八十匹是到库的数字，还得加上中途运输成本与损耗。所以整个折算下来，歙县人民实际付出的比账面更多，也许九千匹，甚至上万匹也不定。

可想而知，如果这一情况确实无误，那歙县简直倒霉透了！因为从至正二十五年“乙巳改制”开始算起，直到隆庆三年——歙县百姓头上的这笔冤枉税傻交了两百多年！

帅嘉谟惊得自己都头皮发麻，所以做事很谨慎，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，而是先自己在歙县仔细摸底了一番。结果他发现，原来自己还不是最早发觉这件事有问题的人，早在嘉靖十四年，已有两个歙县人王相、程鹏，就发现了这个“人丁丝绢”有问题。

当时，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，而是直接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——应天巡抚，而且还不止一次！

当时第一次接到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、巡按宋茂熙，这二位还是认真办事的，很快给了批复，要求徽州府彻查。可惜的是时间不凑巧，这两位很快便升迁转走，接任者又不清楚之前的情况，这件事就没人再去追问。

王相、程鹏二人也估计到了这种可能，于是再次呈文到应天巡抚、巡按处，接任的巡抚欧阳铎、巡按游居敬，于是也接到了同样的呈文。这两位刚刚上任，当然不能有事不办，所以也很快给了批复，并且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。结果负责此事的官、吏，都是其他五县出身，于是敷衍塞责，推诿拖延。

到后来王相、程鹏先后莫名去世，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。

怎么办？这两个人死得离奇，多半不是正常死亡，十有八九就是跟这件事有关。我要是也揪着这笔冤枉税不放，是不是将来也会遭遇同样的祸事？

数学人才的固执占据了他整个大脑：人可以死，账不能错！

想到这里，帅嘉谟推开账册，做了一个决定：他要第三次呈文，为歙县讨一个公平。不把以前多交的税要回来或者争取减免今后其他税，但是最起码，也得把这笔税重新分摊到六县，绝不能让歙县独扛！

帅嘉谟的这个决心下得并不容易。要知道大明的税赋体系本来就比较乱，错综复杂，牵涉甚多，除非某地受灾严重，否则就算是皇帝想增减一二都极不容易，想凭一介平民的力量删掉整整一个科目，实在难于登天。何况如果重新分摊的话，就意味着其他五县平白加税，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定会拼死阻挠。

但已经下定决心的帅嘉谟仍然亲自撰写了一份呈文，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，然后在隆庆四年的年初，没有通过徽州府，而是越级呈给了当时的应天巡按御史刘世会。

在这篇呈文里，帅嘉谟耍了一点段，他在讲述缘由时加了一句话：“缘本府递年奉戶部勘合，坐取人丁丝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，原额六县均输，府志可证。”

其实在徽州府志里，只是含糊地记载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，根本没有明确过“原额六县均输”的话，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夏麦联系到一起。

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，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既成印象，方便行事——孰不知这一处的脚，后来却成了聚讼的关键点。

除了这一点之外，帅嘉谟还：“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两万零一百九十匹，其中浙江、湖广这种产丝大区，才缴纳八千五百零一匹；应天十三府，只要缴两千九百零五匹。而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，却要负担八千七百八十匹。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，折成银子，从浙江等地回购，这两道续，让成本翻倍，苦不堪言。更何况，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，那或许还能勉强忍受，可现在却是歙县一县承担——这一县之税，比浙江、湖广两司(无风注：布政使司，类似于省级行政区)都高，这根本不合理啊！”

实在的，这里帅嘉谟又玩了一个统计学上的花招。因为大明税制，并不是统收统解，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。

譬如浙江、湖广等地的丝绢税，不止解往南京承运库，还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仓银库、丙字库等。实际上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十三万匹上下，湖广的丝绢税总额也有约两万七千匹，都远超歙县。

但帅嘉谟不谈总数，只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作比较，顿时就显得歙县境况格外悲惨。

这个段的绝妙之处，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，完全经得起查证，只是比较方式上稍做脚，立刻显出非凡效果——事实上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，但也不是因此就民不聊生了，可是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，正常人看了都会觉得惨绝人寰，简直触目惊心。

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了一点他自己觉得足够隐蔽的脚之外，帅嘉谟还有其他段。

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话就这样写道：“天下之遗，贵乎均平，故物有不得其平则焉。歙县久偏重赋，民困已极，躬遇仁明在位，备陈情欤，恳乞均平。”

短短一句话，先后两次出现“均平”一词。显然，这不是他文字水平有限，而是有着深刻用意的。

此前高拱和高务实伯侄二人私下谈论理财大计之时，高拱就提到连张居正都有些操切起来，希望将一条鞭法推广全国。高拱认为，一条鞭法在某些富庶地区——也就是高务实熟悉的“经济发达地区”——可以推行，但在一些贫困地区就一定不能推行，否则穷人必然还要遭到更多的剥削。[无风注：前文有述，不记得了的读者诸君可以自行翻查。]

而在当下，江南当然是富庶之地，所以正在推行一条编法，即日后的一条鞭法。这个税改政策的雏形始于嘉靖十年，从嘉靖四十年开始到隆庆年间，逐渐在经济最强但也税负最重的南直隶地区进行试验。而其提出的口号恰好是：“均平赋役，苏解民困。”

所以帅嘉谟两次“均平”所为何事？就是为了把这次税赋争议，拔高到响应朝廷政策的高度上去。

从深层次来讲，一条编法的核心要旨，的确是合并田赋、徭役，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，统一改为折收银两。因此帅嘉谟在呈文中反复强调“人丁丝绢”是折色实物税，缴纳十分麻烦，亟需调整，这又和中枢正在大力倡导的改革紧紧地挂上了钩。

在帅嘉谟看来，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，多半便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。华夏数千年的传统摆在那里：高层一关注，事情就好办。

尤其是现任的应天巡抚，对一条编政策的推行也是很下力气的。而只要他肯表态，这事就成了一半——不对，是成了一大半。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，是因为这位巡抚实在太有名气，远非寻常官员可比——这位爷姓海，名瑞，字汝贤，号刚峰。

这件事到头来果然惊动了海瑞，但与此同时，远在京城的国策掌舵、改革旗高拱也得知了这个消息——就是高务实里这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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